摘要：数字技术革命加速了人、物、信息和社会“脱域”融合，深刻影响全球传播的理念、规则和路径。被年轻世代追捧的藏品 NFT看似只是一种被区块链标记了所有权的数字化的内容，但其背靠区块链技术和表征民族国家“集体记忆”与价值观的博物馆藏品，是国家投射和文化关系的融合，因此具有在全球交流中“传递”意识形态的价值。以德布雷媒介学理论视角考察藏品 NFT在全球传播中“传递”地方文化的潜能，进而探讨其作为“中介”是否有可能“调节”国际传播交流的僵局，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理论命题赋予强大动能，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NFT（非同质化通证）出现，迅速点燃了文化产业的热情，以 Beepler画作、加密猫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天价交易挑战着市场认知。 依托区块链架构，NFT技术显示了它是“解决数字内容产业的信任、真实性、权威性和所有权问题”的理想方案，被认为能够产生“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变革性影响”。 NFT进入我国后弱化了其金融属性，以“数字藏品”的身份发行，与海外市场不同的是，国内数字藏品认同度最高的是文博类 NFT，这固然与博物馆拥有大量知名度高、版权清晰的文博 IP有关，更与这些 IP本身所包含的地方“文化记忆”和“集体文化认同”有关。 譬如，“越王勾践剑”“四羊青铜方尊”等文物经过专业数字文创转化后的 NFT化发行，成为中华文明传习新形式的重要事例。

尽管目前“博物馆+NFT”的形态比较单一，也存在诸多争议，但当包括大英博物馆、冬宫博物馆、乌菲兹美术馆等在内的全球 6000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纷纷加入 NFT发行时，仅仅把数字藏品理解为一张图片、一段影像，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市场，显然是不够的。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醒我们，媒介是一个整体的序列系统，单个媒介的变化将影响整个媒介序列的呈现方式，由此可能导致“原有物质的‘变身’、意义的整体性转换”，媒介技术的变革会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象征系统形成冲击。本文拟从德布雷媒介学视角考察作为技术创新的博物馆藏品 NFT如何在全球维度上“传递”地方的、民族的文化，进而探讨其作为媒介是否有可能“调节”当前国际交流中的僵局，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理论命题赋予强大动能，从而更好回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现实命题。

一、博物馆藏品 NFT 的内涵与媒介学研究视角

（一）博物馆藏品 NFT的内涵

NFT全称为 Non-Fungible token，是一种“具有区块链管理所有权的独特数字产品”。区块链是继大型机、个人电脑、互联网和移动社交网之后第五种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它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账本，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特性，从而解决了传统互联网“信任、身份和价值的问题”，并历经 1.0版的比特币、2.0版的智能合约迭代到今天 3.0版的NFT。NFT技术主要包括内置上链铸造（mint）和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两个程序，前者完成确权，后者支持可信发行和交易。简而言之，NFT技术就像一个分布在计算机网络上的数据库，记录了网络中发生交易的时间戳和链接信息，使图片或影像等数字内容的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等全生命周期真实可信。目前，国内“数字藏品”为规避金融风险大多采用了联盟链，并关闭了二级交易权限，但在本质上与国外 NFT作品一样都是将数字内容资产化。由于本文在全球传播语境下探讨博物馆藏品 NFT化的价值，为便于表述，笔者将二者统称为“藏品 NFT”。

NFT的技术潜能吸引了国内传统版权所有者如博物馆、出版社和杂志社等加入，其中博物馆是最积极的主体。博物馆的 NFT应用主要分为“作为内容形态的 NFT”和“作为认证工具的 NFT”，后者主要作为底层技术应用，目前市场上火热的数字藏品主要是前者。藏品 NFT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文物本体通过放大细节、三维映射或添加信息而形成一张关于藏品的 2D或3D影像，并“上链”铸成 NFT；另一种是提取藏品的文化元素，授权艺术家进行二次创作，再“上链”铸造 NFT。藏品 NFT化不但赋予博物馆文物新的呈现方式，更通过 NFT技术使具有特殊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文物在物权之上衍生出基于文物符号的数字版权和发行渠道，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知识生产的生态系统。

（二）研究视角

“藏品 NFT热”的现象通常被解释为数字内容资产化的开端、创作者经济的新范式、数字文艺术的复兴等。这些解释虽都回应并阐释了 NFT产业实践，但都只关注了 NFT引发的数字文化传播的技术配置变革的一面，却忽略了 NFT有可能引发新的制度配置变革，因为文物藏品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媒介，它不仅表征了历史本身，还通过多样性的展陈将文物与地方文化、国家历史相联结与相融贯，是“凝聚社会不同个体群体共同情感的磁力点”。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聚焦“观念如何通过媒介化转化为物质性力量”，这为我们穿越技术概念和商业表象思考藏品 NFT在全球传播中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媒介学理论关注媒介的物质性和媒介的组织制度。德布雷从“传递”（transmission，又译作传承）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两个概念入手，认为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发生，属于社会学范畴；而传递则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它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社会）网络，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形成（文化的）延续性，属于历史范畴。德布雷认为，传递中包含着传播，媒介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传递”，尤其是“人的组织和技术创新为保证文化传递能力所扮演的角色”，为了实现文化“传递”就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单数媒介”和基特勒重在展示“存储、传输、处理功能的技术媒介”，德布雷把媒介看作是“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即媒介不只起着中间连接的作用，还通过调停和斡旋而“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因而媒介具有双重身份：既包括组织性的物质层面（matière organisée，即 MO），还包括物质性的组织层面（organisation matérialisée，即 OM），换言之，媒介包括技术接口和制度化接口。在此意义上，藏品 NFT无疑就是一个“传递”的媒介，它不仅与报纸、电视和社交网络等媒介一样，参与文化在空间上的传播，更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空间，通过对文物的多样性展示参与关于地方的、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塑造，加强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

德布雷媒介学理论在文明“传递”脉络中理解媒介，关注媒介的居间“调节”功能，有助于我们在全球维度上理解藏品 NFT的新意涵和新视角。从全球视野来看，21世纪初文化外交的特点是“国家投射和文化关系相互交织”，国家投射通过创造和传播国家的正面形象，确保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如旅游和展览；文化关系取决于个人联系、知识交流、相互影响和直接的跨文化互动。如今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主导的网络社会正将二者相互交融，文化外交和国际传播“从专业机构的专业行为变成了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而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对外传播却困难重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走向世界舞台中央，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前沿科技释放出巨大动能，然而在国际传播博弈的“深海”中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舆论格局并没有改变。由于“传播观念、传播技巧、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我们的话语和传播方式始终“没有介入到对象国文化和知识生产生态”。国际传播中的信息不平衡、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话语空间的压缩，叠加政治冲突、疫情反复等动态因素，交织出了国际传播秩序的“变局”。

区块链具有“重塑文化领域内部组织格局的结构性潜力”，在学界和业界已有共识。基于区块链的藏品 NFT化不仅可借助真实藏品的文化力量实现与年轻世代的代际对话，更可基于藏品本身蕴涵的历史独特性和艺术普世性，使其有可能在当前国际交流“遇冷”、各方壁垒增强的语境中成为促进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手段，借助数字技术和全球社交网络成为新兴的“传递”媒介，从而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有效编织进入世界文化地图。

二、传递与调节：藏品 NFT作为全球传播的媒介

博物馆自走向现代化以来就“作为痕迹的媒介”和“作为信息的媒介”，在民族国家社会中体现着特殊的公共维度与政治意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为文化遗产的展示、阐释和传播提供了新方式的同时，也暗含着“稀释了社会的内聚力，弱化了集体身份”的危机。基于区块链的 NFT技术与博物馆藏品耦合后实现了内容上的“非同质化”和“真实性”，虽还处于摸索阶段，但其技术潜能显示了其在连接“地方”与“全球”以及向“数字博物馆外交”拓展的可能性。

（一）传递：藏品 NFT作为文化认同的媒介

1.真实性和可得性：作为文化传播对象的藏品 NFT。从媒介学的视角来看，一个信息是否能够产生社会功能，取决于“它能否成为社会传播的一个对象”，而信息要成为社会传播对象，它的传播扩散方式和组织社会关系的方式决定了内容的可见度与接受度。具体到博物馆的文化传递实践，NFT技术赋予了数字化藏品真实性和可见性，从而使它“破圈”成为年轻人的社交货币。

博物馆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文物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某种意义上，博物馆一直扮演着一个鉴定者的角色，它将从时间长河里遗留下来的物品“验证为文化和遗产”，观众参观博物馆就是基于文物的独特性和真实性进行的一种“代际对话”。然而，现代传播技术正在挑战这种真实性：一方面，新媒体技术以超凡的数字能力使原来“囿于地方”的博物馆得以进入全球交流，智慧博物馆、云展览等数字化展陈实现了文物的网络化传播，促进了全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博物馆从原先单一的“实物导向”现场（空间）服务延伸到“信息导向”的（超时空）虚拟服务；另一方面，关于藏品的数字图文、影像在赋予文化在时空上更大流通性的同时，文物的价值从文化传承转向视觉的艺术展览，可能导致其承载的“历史深度和族群价值退居次位”——德布雷称其为“传播社会”的“传承危机”。事实上，当物质性的文物藏品转化为数字虚拟物时，在人们观念中这些通常是“真实作品的再中介”，被视为“一种低级体验”，因为博物馆“在场”参观所带来的真实性与震撼感远不是几张照片或一段视频所能提供的。此外，由于数字内容是任何人都可以同时享受和获得的，“它们是非竞争性的”，这又导致观众对数字虚拟物的“真实性”充满争议。

如果说，互联网、社交网络和云展览等数字交往增强了博物馆与观众的连接与交流，那么 NFT则使这种连接和参与有了价值。NFT的基础架构区块链被视为“未来全球信用的基础协议”，集合了“数字所有权凭证”和“智能合约”的双重属性，“数字所有权凭证”的重要功能是标识身份，这为图像/文档提供了“一个物质上真实的元素”，因为 NFT可以存储藏品的物理和数字信息，包括映射藏品的元数据、生成图像文件的链接以及与所有者相关联的唯一地址，并且与所有者账户（博物馆或博物馆授权的二次创作者）进行了绑定，从而标记图像文件属这一账户的“数字原创”。当藏品 NFT通过其出处和物证的权威性来证明其发行的真实性时，这一数字内容可以视为“真实对象的虚拟等价物”，购买者会因此将其视为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文物的符号价值也被转移到了藏品 NFT中了。换言之，NFT通过提供身份证明和所有权证明的方式赋予数字藏品“数字物性”形式，由此成为归属于博物馆的一种新的纪念物。而智能合约作为一份代码合同，可为全球交易提供动态授权和自动支付两大便利，这使得即使不能到博物馆现场的国外网友也能购买到文物的“数字真品” ——一个与众不同的、具有官方认证的藏品 NFT，并由于其“散发出机构的力量”，将所有者与那些保存副本的人区分开来。原真性和稀缺性使藏品 NFT倍受年轻世代的欢迎，不少年轻人认为“拥有版权和唯一性的头像是很酷的”，并以其作为一个社交炫耀点，NBA著名球星斯蒂芬 ·库里就将推特的头像换成了他花费 18万美元购买的“无聊猿”图像。

NFT可以使博物馆“以最泛的方式开放世界上的藏品”，使其不仅变得“可见”，而且“可得”。一直以来传统博物馆展陈“相对单维度的信息认知、取舍和阐释模式已饱受质疑”，如今藏品 NFT往往借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多维度、沉浸式展示文物，以一种不损害文物藏品的新方式，为参观者提供多样化互动体验，甚至还能拥有藏品的限量数字版。数据表明，大英博物馆推出的日本著名画家葛饰北斋的 200幅画作的 NFT版，其流通价目前已超过了真品的价格。原本受制于时空的博物馆藏品由此嵌入更广泛的全球传播网络中，利物浦国家博物馆NFT应用项目研究者弗朗西斯 ·利德尔（Frances Liddell）称之为“博物馆的数字民主化”。

2.组织与连接：作为文化界面的藏品 NFT。将藏品 NFT发行视为特定的媒介实践，当它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传播对象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经由其组织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展开的，并可能产生何种社会影响？仅使用 NFT技术并不会使藏品更有价值，藏品 NFT的价值来自博物馆将其作为文化认证者的权威、信誉转化并嵌入其中。英国科技专家泰伦斯以《蒙娜丽莎》赝品抢注区块链事件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必须看到，博物馆才是藏品 NFT的“价值生产者”，藏品 NFT的最终价值涉及作为传播者的博物馆如何选择藏品、如何利用 NFT组织观众和提供协作，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与传统权威的相互支持，而更好地实现博物馆“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的功能。

NFT技术创新驱动着博物馆业突破原有的思维局限，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导致跨国交流受阻的背景下，借助藏品 NFT可以推动和实现全球性的对话和交流。NFT首先拓展了博物馆藏品的社交属性 ——藏品 NFT最广泛的应用是数字社交头像，大部分藏品 NFT购买者将NFT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展示和互动，实现了“以藏会友”。NFT不仅仅提供一种数字版权证明，它还是可编程的，被赋予一些其他特性，如作为博物馆会员卡或者活动门票，或者允许NFT拥有者改编藏品进行二次创作等。其次，许多博物馆通过打造参与式 NFT项目来形塑“社区共识”。如，在英国利物浦博物馆开展的Crypto Connections项目中，博物馆要求每个参与者选出一件个人藏品和博物馆藏品，并分别写下自己与这两件藏品的相关故事，博物馆将这些藏品故事制作成 NFT后交由参与者保存，并允许其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分享与交易。参与者因嵌入了自身对藏品的解释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 NFT，这无疑能激励观众加强与博物馆的联系。曼彻斯特大学的惠特沃斯美术馆也利用 NFT实验性地探索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该馆铸造和发行了50枚威廉 ·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版画作品《远古时代》的光谱扫描版 NFT，此后邀请公众在两年间跟踪该 NFT作品的一级、二级销售情况，并将于2023年在惠特沃斯举行的经济学展览中记录并继续围绕它展开对话，而所得收益将用于周边社区的健康和教育等公益项目。将博物馆的研究、藏品的推广与社区公益相结合起来的做法，显然可以有效增强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凝聚力。

虽然还在探索初期，但藏品 NFT作为传递的媒介，其非物质的轻盈性、内容的特色性和信息的可信性已经显现出它在网络传播系统中的生命力，同时显现了传统博物馆积极拥抱“元宇宙”的尝试。在博物馆的 NFT探索中，参与者从被动的观众转为积极的参与者，人们可以更广泛、更多视角地感知和体验“地方”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当前的世界建立联结，从而实现文明的“传递”。在此意义上，NFT可以看作博物馆与网友交互的界面 ——参与者拥有了某个博物馆的 NFT，就类似于拥有了与博物馆交流的数字钥匙，不再受地域限制、旅游成本和收藏资本的限制。由此，藏品 NFT的生产与消费有望成为年轻世代网民接触和接受不同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的媒介。

（二）调节：作为数字交往时代全球传播的中介

德布雷认为，对国家权力而言，“传递机构的技术决定更多地决定了领导权（h égémonie）实施的条件、内容本身以及斗争的组织”。具有链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元宇宙体验吸引了 “Z世代”受众的迁移，而元宇宙中的数字交往正使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在内容、渠道和受众等层面都正在形成全新的格局”,博物馆也由此成为“广义的元宇宙下文化创意、知识输出和情感体验最不可替代的价值领域”。2022年 3月，我国 50家博物馆和高校的 60位馆长、学者联名发布《关于博物馆积极参与建构元宇宙的倡议》，侧面反映了博物馆抢占国际传播新赛道的紧迫性。作为“调节”者的藏品 NFT，正在加入中华文化切入全球“网缘政治”的格局重构中。

藏品 NFT具有时间、空间的双重媒介属性，就其媒介实践过程而言，可以担当文化的传递者和关系的转化者，从而“调节”国际之间的文化关系。在时间向度上，它调节了博物馆、文物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传统博物馆作为展示文化的空间场所，往往将不同原初语境的文物按照一定的策展语法和符号编码，生成不同价值取向的叙事文本，其中隐含了“博物馆自身表述的权威性和政权统治的合理性”。但传统博物馆展陈往往是一种静态的、自上而下的阐释，搁置在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与文物之间的不仅是展陈室的橱窗，还有对意义的解码差异。藏品NFT不仅以认知度高的文物 IP为内容，投射关于地方与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传统和历史，还以AR技术、4D动感影像等技术使文物“活”起来，帮助受众实现近距离、多维度的观赏，一些文博机构还与“潮玩”结合推出富有创意的产品，俘获不少年轻受众，如成都金沙博物馆将三星堆遗址中的黄金面具人头像、带冠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等文物 IP与冬奥运动项目元素相结合，推出“三星堆 ·冰堆堆”NFT等。实践证明，这种“破圈”尝试解决了实体藏品展陈的时空局限，以更年轻态、潮流化的艺术形态实现了文物文化历史内涵的有效代际传递。年轻受众正在成为数字藏品的主流群体，贝壳财经对数十个数字藏品 QQ群的信息统计显示，其中有 64% 的参与者为“90后”和“00后”，19%的参与者为“80后”。

在空间向度上，藏品 NFT以其历史性、地方性和文化性的人文交流在非官方外交中起到“调节”的功能。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技术世界正使“数字化的网缘政治成为了传统地缘政治的一种替代力量”，在线空间的规划使用、以 NFT作为核心基础设施的元宇宙应用场景打造等，正成为各国政府、经济资本争相“落子”的战略领域。在世界政治格局紧张、国际交往“遇冷”的局面下，公民参与活跃的网络社交空间成为文化外交的新领地。藏品 NFT的可移动、可社交和可编辑等技术可供性使它成为网络社交空间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议题和互动内容。如 2022年 12月底上海博物馆发行透纳《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梵·高《向日葵》等大师名作的藏品 NFT，便是“数字技术对话世界”的用例。同样，带有“中国故事”的藏品 NFT也可尝试走出国门，推动和形成多样化的民间文化外交。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和“Z世代”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加密货币投资者群体。基于藏品 NFT的社交联系可以非常有效地让在线参与者打破跨文化的刻板印象，激发对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兴趣，而诸多的公共外交实践表明，当普通人担任非官方文化大使时，“新的沟通桥梁、伙伴关系和网络可以在东道国和当地社会之间建立和维持”。这意味着，基于藏品 NFT的社交联系有望成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新桥梁。

尽管 NFT的技术潜能远未完全释放出来，但有限的藏品 NFT全球文化“传递”实践说明，藏品 NFT可以介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实践，成为连接博物馆与全球受众的一种力量，促进博物馆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的民主对话，具有推进二者互动、转化和调解的潜能，成为德布雷意义上的一个“中介”。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巴特利特所说，“区块链不是魔法”,藏品 NFT能成为国际传播“调节者”的前提，是对博物馆现有资源的有效管理和科学组织，而不仅仅是发行几个 NFT藏品。目前博物馆数字化转型还处在初级阶段，政府、博物馆和技术平台仍需着力于将资源聚合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下进行统一叙事，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引擎，积极抢占元宇宙时代的国际传播新赛道。

三、博物馆藏品 NFT 对外传播中的复杂性及其挑战

藏品 NFT一方面以其稀缺性、所有者和购买者的感知以及分销渠道的可及性，成为推动中国主题和准则的文化外交的有力先行者和参与者； 另一方面 NFT试图用“算法的权威和群众的共识”取代由政府、博物馆和权利管理机构的部分功能，而 NFT的匿名性和可交易性导致我们很难预测下一步谁会获得 NFT，或者他们购买 NFT的潜在动机，因而在藏品 NFT的传递和传播中仍存在着诸多复杂性乃至障碍。

一是技术层的障碍。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可以无缝交换 NFT数字资产和知识产权的系统。全球藏品 NFT大多遵循 ERC-721、ERC-1155协议，但也有一些使用混合 ERC-20代币标准，而在中国的藏品 NFT则多采用联盟链，这就使得藏品 NFT的全球流转困难重重。由于接口的不规范和不互通，NFT生态彼此隔离更容易导致版权确权、权益精准分配和数据安全等问题，而且其传播效率和社区共识都将大受影响。

二是社区共识层的缺乏。藏品 NFT被探讨得最多的是链上算法共识，事实上藏品 NFT能“调节”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前提是链下共识，即人与人的共识，包括决策共识和市场共识。换言之，没有社群和生态，就很难发挥藏品 NFT的传递和调节功能。但目前由于技术层的跨链互操作、内容层的认同度尚未建设好，要达成通过藏品 NFT展示民族和国家形象、消除文化隔阂的目标，仍需要漫长的市场和文化培育过程，这也是未来藏品 NFT进入全球传播的着力点。

三是价值层的争议。作为技术的 NFT是一个与博物馆、艺术等行业完全分离且独立的领域，博物馆通常授权第三方对文物“原始数据”进行数据采集、加工和发行，但博物馆拥有的文化宝藏是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财富，将数字精确复制品作为 NFT出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存在着争议。NFT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文物信息泄漏的风险，并且区块链的永久性意味着博物馆通过长期抵押藏品的数字未来以换取短期小额收入，这会破坏公众对藏品的接触和获取，并“可能会违反博物馆的使命和章程”。如，乌菲兹美术馆铸造并以 170,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米开朗基罗《神圣家族》（Doni Tondo，1505-506）的单版 NFT，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拥有数字版本 NFT的所有权，这一事件也备受业界和学界质疑。

四是治理层面的挑战。由于数字世界的发展和 NFT普及率的惊人增长，理论上，加密资产、NFT可以与软件和知识产权一起被视为无形资产。然而，NFT的确切位置仍然未知，版权盗窃、洗售交易、金融犯罪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也不断涌现。目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公认的关于 NFT的法律定义，也缺乏一个关于 NFT的全球组织来对其进行协调与监察。

博物馆藏品 NFT试图在元宇宙世界的价值传播中扮演“非中立”的角色，意味着其需要同时应对潜在的负面影响。在考察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时，德布雷就注意到技术（MO）的不断更新与组织机构（OM）的恒定性之间会产生某种张力，而有革命性的技术会“倒逼组织机构内部进行自我改造”。换而言之，要使技术与特殊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达成一致，就需要组织机构有意识地将“技术要素”与“社会目的”之间进行综合，并体现在技术规则的制定中。因此，在全球视野内，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图景并行：一方面是各个国家都纷纷将发展元宇宙、Web3.0等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方针，抢占这一赛道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为防止“脱缰”，许多国家和组织积极探索将 NFT纳入监管，如英国和欧盟等正在制定 NFT分类方案，美国则将具有证券特征、货币化特征的 NFT纳入已有证券交易法和金融法规的监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规定发行 NFT的企业需要获得当局的许可，等等。我国虽一直对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等相关领域持审慎态度，但也充分认识到区块链的变革性力量，将之作为生产要素纳入“新基建”，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区块链发明专利领先全球，且落地执行层技术自律也做得相对较好。可以乐观地预期，坐拥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库和巨量的受众群体，中国博物馆有望在多元实践中拓展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数字化路径。

结语

人类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数字化大迁徙，以“博物馆+NFT”的“媒介”构想在全球传播战略布局中有着巨大的开放潜力。藏品 NFT看似只是一种被区块链标记了所有权的数字化的内容，但其背靠区块链技术和投射了民族国家“集体记忆”与价值观的博物馆藏品，意味着我们不能忽略它在全球交流过程中意识形态“传递”的价值。在面向元宇宙的“网络地缘政治”的变局中，NFT通过赋予博物馆藏品的真实性和可得性，在时间向度成为代际对话和文化传播的对象，而通过组织和连接全球用户，在空间向度实现跨文化互动交流，进而在多样性的世界中获得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德布雷把媒介看成促发主体间、客体间或主体—客体间双方发生关联的第三者，也就是说，媒介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或者按米歇尔等人的说法，“调节”（mediation）是所有媒介共有的“媒介性”（mediality）。这意味着，在文化“传递”脉络中的藏品 NFT可以作为当前国际交流壁垒下“调节”国际关系的中介，补充民族国家的文化甚至政治议程。

版权：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编辑室原创

《福建论坛》2023年第2期（总第369期）

谭雪芳，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员。